何德珍 1955级电机与电器制造专业 四川省新津县人 钢铁研究总院退休
我们由老师带队到成都住在一所中学里,参加全国的统—高考。1955年理工科只考五门功课: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和化学,这五门功课都是我的强项。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向苏联学习,凡有师资条件的中学都改学俄语,其余仍学英语。这样全国中学外语水平参差不齐,不便统一出题,所以这一年高考免试外语。基于当时宣扬的“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 电气化”这一理念,使我产生了为实现祖国电气化而奋斗的强烈愿望,因而填报了重庆大学电机系的“电机与电器制造”专业,最终,我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学和专业。1955年9月,我进入了重庆大学。当年她是西南地区最有名气的高等学府,也是当年西南地区唯一一所由四年学制改为五年学制的大学。
重庆大学经过院系调整后,到1955年仅保留了6个系:电机系、机械系、动力系、冶金系、采矿系和地质系。在全校6个系中,电机系招收的新生取分最高。1955年,电机系新开办了“电机与电器制造”专业,招收两个班,我被分在“电器一班”,这个班只有3个女同学。听校长说,是他亲自到西南区招生委员会,把我们这些考分高的、选择“电机与电器制造”专业的学生档案截留了,没让外省市抢走。因此班上很多考了高分又填报清华、哈工大等校的同学,都留在了重大,就这样锁定了一些高材生。所以我们班的同学,学习成绩都较好,毕业后大都成就非凡,出了不少领导、教授,杨士中同学还凭实力当选工程院院士。
1955年9月,我离开了可爱的家乡,去到向往已久的山城重庆,踏上人生旅途中又一个新的征程。我一踏进重大的校园,就感觉到不仅踏进了一个科学文化的圣地,而且是踏进了—个美丽的城市花园。我谨以无限深情的笔触,书写母校五十年前的校园风采。
1955级电机电器专业部分同学毕业合影
重大的校园是迷人的。一进校门就是一个大花坛,各种五彩缤纷的花朵配上郁郁葱葱的青松翠柏,让人即生无限美感。不远处耸立着一个醒目的大红字标牌上写着:“这里是哺育工程师的摇篮”。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入学的新生,无疑是我心中的理想,顿时有一种天之骄子的豪迈,这确是我的梦寐以求。这是一所很有特色的花园式的校园,给未来的工程师们创造了优越的学习和生活条什。在上世纪50年代,就具有这样优美环境和教学规模的大学校园,在国内较为罕见。
我可爱的母校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就是一个颇具规模的高等学府。她有许多幢高大的建筑群:有刚竣工的新式又气派的五层教学大楼主楼;有专作科研用的崭新壮观的七层电机大楼:有专作实验用的西式小洋楼;有专门上制图课用的制图大楼;还有宽敞明亮、藏书万卷的图书馆;沿民主湖畔新修的一排排五层的学生宿舍大楼;松林坡上的苏联专家楼;沿嘉陵江边的教师楼;看病用的医疗小楼;走廊上铺着红地毯的校领导办公楼;还有那崭新的引人注目的三个并排的学生大食堂……
1955年新竣工的五层教学大楼(主楼),里面有大教室、小教室和阶梯教室,教室里是全新的带有抽屉的桌子和翻板式的椅子,并配有换气扇和毛玻璃黑板。那时重大的各个教学楼的教室早就已经淘汰了没有正式桌面和抽屉的、只是在右手边有—小方块木板作为桌面的简易学生座椅(我1960年到清华大学参观还看到这种简易座椅)。主楼的前、后都有花坛,左前侧是一片大树林。树林中错落有致地摆放了很多石桌、凳。纪念著名学者马寅初先生的“寅初亭”(1939年马寅初先生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后任过北大校长。)就坐落在这片浓荫覆盖的树林中央。沿主楼前的一条马路向左行,便是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图书馆对面是一幢欧式建筑的专做物理、化学等实验的三层小洋楼。它们之间相隔着一个划有六条400米环形跑道的团结广场。另外,还有一个供学生做教学实习的金工车间;一个供学生们搞科研生产需用的机、电材料设备仓库。
在校园中心的“饶家院”开辟为一个中央商务区,设有银行、邮局、餐厅、书店、食品店和百货商店。这座商城,给几千学子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构成了配套完善的校区。
用青色大石块雕琢的石栏围起的民主湖,也是校园中一道美丽的风景。每到周日,学生们穿过湖畔的林荫道,沿着道边花园的花径,走过栈桥进入民主湖中心的“湖心亭”。凭栏眺望,湖面水波粼粼,微风吹皱一池清水,湖中的鱼儿时隐时现,真有一种神爽意快之感。一些年,湖中养殖了大量可供食用的鱼群,待见食堂的炊事员抛撒鱼网,藏在湖底的鱼儿在湖面上不停地翻跳之时,当日中午在学生食堂便能摆上一桌桌丰盛的鱼肉大餐。
下课后,大学生们走进隐藏在树林中的“寅初亭”,高谈阔论、促膝谈心。或坐在树林中石凳旁的石桌上学习,那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那幽雅的氛围让人心静如水。我经常独自一人在石桌上完成画法几何的作业。傍晚,三三两两的学生,踏着夕阳的余辉,漫步在校园中一条江边的柏油路上,有的坐在带有新意的月牙形的石刻长椅里,欣赏美丽的夕阳与晚霞。晚风轻轻吹起,带来一股清凉。夜晚遥望对岸万家灯火显出的山城重庆独有的美丽夜景,真让人感到特别惬意和心旷神怡。
重大校园地处重庆市近郊的沙坪坝区中心,其大校门就开在沙坪坝的主街上。沙坪坝区有漂亮的商店、餐厅、公园、剧院、电影院和工人俱乐部。什么“苏联电影周”、“印度电影周”、“日本电影周”,你方演罢我登场,让我大饱眼福。那些廉价的风味小吃,又让我大饱了口福。礼拜天去逛附近的公园,也是一个令人开心的去处。
1955年9月~1957年4月,我在重庆大学度过了政治环境宽松、风光和快活的一个半学年,像自由的鸟儿一样翱翔在美丽的校园中。
第一学年我考出了全部优良的学业成绩。虽然刚开始对—些老师讲课的口音听不习惯,影响了听课效果;另一方面我对重庆冬冷夏热的气候不适应。第一学年的期末考试,学校定了用一个多月考四门功课,有的功课有十多天的复习时间。这样,我便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集中突击、热炒热卖,基本上是利用高中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终于取得了高等数学是优,其余三门功课为良的较好成绩。
1956年5月,系党总支通过了对我的政治审查,接着班里召开团支部大会,一致通过我成为光荣的共青团员,实现了我埋藏在心中多年的夙愿。
1956年我在学校文娱汇演中得奖,免试进入重大歌舞团。我和电机系电力专业一年级一班有一个女同学合作表演《放风筝》。经电机系有关领导审查后,确定由我俩代表系里参加全校的文娱汇演。这次汇演共有20多个节目参加,结果评出了6个优秀节目得奖,其中就有我俩跳的这个双人舞。学校给每个得奖节目发了奖金,交到系里。后来这6个得奖节目,又加上一些新编排的节目,多次派到各工厂、农村去慰问演出。
舞蹈《放风筝》合影
第一学年暑期,我们去重庆市新建成的狮子滩水电站作第一次慰问演出。去时是从朝天门码头坐轮船,来回都是在夜间。船在江中缓缓地行进,沿途闪闪而过的景色让我毫无睡意。两岸满山密布的彩灯把天地连成一片,在夜幕中镶嵌着无数支灯光的画面,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山城独有的奇观。轮船被连绵的灯海包围,那是从漫漫山际中一间间星罗棋布、倚山而建的房屋、角楼里射出的灯光,星星点点地覆盖了从山脚直到山顶的整个山坡,还有映在江面上的倒影,情景实为壮观,构成了嘉陵江两岸的奇妙夜景。我久久地站在船头的甲板上,痴痴地观望像似插入云霄的万家灯火。看着天上的星星和两岸的灯光,每一支灯光都像夜空中一颗闪闪烁烁的星星,我分不清哪是星星,哪是灯光,哪是天上,哪是人间。我在船头饱览了令人心醉的山城重庆的美丽夜景,它让我真正领略到了美丽的含义。
我俩在狮子滩水电站连着演了三天,由重大歌舞团组织的这次慰问演出取得了成功,满载荣誉而归。我俩跳的双人舞配的乐曲是《夜深沉》,由京胡等打击乐器伴奏。跳舞时穿的服装是学校里原有的、用绛红色软锻制作,胸前锈了一朵玫瑰花,周边镶着很多在舞台灯光下闪闪发光的珠子,是专为跳汉族舞蹈穿的半身式中式套装。那个乐曲和服装也为这个舞蹈增色不少。
自从跳这个双人舞得奖后,我免试被吸收为重大歌舞团舞蹈队的队员。每周都有几个下午要集体活动。那时学跳了好多舞,有新疆舞、西藏舞、蒙古舞、朝鲜舞、汉族的扇子舞等。在学跳这些舞蹈的过程中,我感到了莫大的乐趣和享受。我被公认为是舞蹈队里汉族舞跳得最好的一个,我想是因为我爱看川剧,不知不觉地在汉族舞蹈中融进了川剧表演的韵味吧。
第一二学年(1957年5月前)的政治环境很轻松,大学生的生活很自由。那时,大学里对大学生的管理不像中学那样严格,没有设班主任,也没有固定的教室。上课时学牛可以倒水喝,可以搧扇子。教室外就有卖冰棍的,能听到不停地叫喊“冰糕,冰糕,香蕉,橘子,豆沙冰糕”,下了课就可以去买支冰棍来消暑。只要没有课上时,学生们都可以自由地走出校门,上街玩或看电影。我是班里的文娱委员,经常组织班里同学看电影。那时以班为单位在小教室上制图课,当老师离开教室后,我都是边画图、边放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歌和歌剧里的歌,我全都会唱。
我们班里一共只有3个女生,她们两个的性格内向、温柔、善良,这就定下了我的大学生活轻松愉快的基调。有时我在宿舍里上自习,到了晚上9点多钟,只要有一个人说肚子饿了,大家就一齐涌向学校后门外的“好吃街”,每人来一碗美味的面食,既解了饿,又解了馋。
每天早晨,宿舍楼前都坐着一排收洗脏衣服的妇女。我常常把整床被子交给她们,她们管拆、管洗、还管缝。我有时也把脏衣服和床单交给她们洗,既廉价、省事又方便。
我们这些1955年秋季入学的未来的工程师们,过了一个半学年的天之骄子般的无拘无束的日子,自由自在的无限风光的生活,充分感受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带来的繁荣和幸福。我在重庆大学后三年多(1957~1960年)的学习生活里,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我们经历了从“鸣放、反右”、到“大跃进”、“大炼钢铁” 的群众运动,被卷进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的狂风暴雨之中。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文艺单位的党组织纷纷行动起来,欢迎大家“大鸣”、“大放”。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演变成了一场残酷的“反右派”斗争。
从1957年5月开始,学校根据上级指示全面停课。首先以班为单位座谈,班干部按照校党委的指示,每天苦口婆心地动员说:“这次我们党是真心诚意的整风,请大家畅所欲言地向党提意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党保证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并不停地念一些报纸上登载有“右派言论”的鸣放文章来“启发”大家。在这样的热心动员和启发下,一些同学就毫无防备的真的敞开心肺,畅所欲言了。
开座谈会的第一阶段过去了,学校根据上级指示还是不复课,天天动员大家写大字报。免费给大家提供白纸、毛笔、墨水,又让大家去大字报区参观、取经后回来再写。这样,大字报区的大字报就逐渐多起来,大有铺天盖地之势。有些思想活跃的学生,还自动组织各种大、小论坛,发表种种高论,就这样被卷进了汹涌的政治漩涡。一时间,学校里确实成功地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
“鸣放”阶段持续了五周多的时间,此后政治风云突变。从1957年6月20日开始,马上一个急转弯抓“右派分子”,一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猛烈地开展起来了。这时,有的同学还不识时务的贴大字报写道:“这就是放长线钓大鱼”,“这就是搞秋后算账”……后来这些同学,毫无例外地被划为“极右分子”,如诗如画的前程就这样毁于一旦。
到1958年,即反右斗争后的第二年,党中央发出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而红旗”的重要指示。提出1958年钢的年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三年内超过英国等极为响亮的口号。于是,“大炼钢铁”、“大跃进”的群众运动又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
学校也被要求加入到“全民炼钢”的行列,又停课了。我们在大操场上,以班为单位在地上挖一个个大坑,坑上支一口“铁锅”,坑下挖出一条通风道,在道口装一台鼓风机,就这样在学校的大操场上建起了炼钢用的“小土群”。于是大家到处找炼钢的原材料,不管什么光溜溜的上好的钢管、钢棒、铁板或者废钢、废铁,都一股脑地往“铁锅”里扔。锅下塞满焦炭,然后点火、开鼓风机。炉火熊熊,火光冲天。然而,铁锅里的铁棒、钢条等,只化成一团团半熔状态的、全是没有用的废铁与废钢。
用铁锅炼钢本身就是笑话,这是学生们一个无奈的“创举”。没有一定的高温、不吹氧脱碳,怎么能炼成钢?只因为必须要按上级的指示,用这样的“小土群” 去战胜“小洋群”,去“超英赶美”……同学们每天就这样无可奈何的、自欺欺人的把这些“钢材”上交、报喜、戴红花、放鞭炮……可是,这不知浪费了多少铁锅、鼓风机、焦炭和钢材,浪费了多少人力,浪费了多宝贵的时间。
当时那种战天斗地的场面还极其火热,有诗(是我班一位同学写的)为证:
《钢铁进行曲》
党中央发出了战斗的号令/全民动员/向“一〇七〇”高地/猛攻再猛攻/一声冲锋号响/钢铁的大军/发出钢铁的誓言/不拿下钢铁高地/决不收兵/时间就是钢铁/钢铁是和平的保证/和英美比赛的跑道上/中国一定要争冠军/夜,是不眠的夜/城,是不夜的城/大小熔炉火光熊熊/烧红了整个天空/同学们/昨夜又炼出钢铁多少吨/这是学校的工厂还是工厂的学校/真难分清/工农兵学商/就要登上钢铁的山峰/红旗飘飘/大地震动/摆开阵势齐冲锋/高山大河齐响应/钢铁大军举起钢铁的拳头/向世界宣称/且听我们胜利的歌声/
我跟着在操场上“大炼了1天的钢”后,班里派我到电工车间制作中间继电器和搞自动化生产线。我在车间里和大家一样,拿出“大跃进”的劲头,既认真又拼命地干。我十分困倦但又强打精神,两大三夜不敢睡觉、不敢合眼。我每日看着夜幕一步步退去,看着晨曦一步步走来……
1959年,在党内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凡是对“大跃进”、“大炼钢铁”造成的严重危害提出了意见的党员,尽管他们反映的完全是客观真实、人民疾苦,反而给自己套上了“政治绞索”,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展了残酷的批判与斗争。这次“反右倾”斗争没有在高等学校进行。
从1959年起,我们才又恢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校领导抓着这个宝贵时机,十分紧凑地安排时间给我们补课,不论白天与夜晚,不管寒假与暑假,没有星期天,也无节假日。就这样,把前一段一年多运动中耽误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都一一补齐了。幸亏我们是五年学制,还能够抢回时间,算是有效地保证了教学质量。
在大学里,与课堂教学相辅还有其它的教学环节,如各种实验课,包括:物理、化学、材料力学、电工学、高压电器和低压电器等。在这些实验课堂中,辅导老师利用向学生提问的方式,给我们补充了很多具有实用价值的理论知识,加深了我们对专业基础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我感到受益匪浅,以后到钢研院的工作中真的派上了用场。又安排我们在金工车间的各种机床上都操作了一遍,车、钳、铣、刨都学会了一点。特别是在“课程设计”课堂上,老师给我们列举了多个高、低压电器的设计实例和详细的计算方法、步骤,给我们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设计参考资料,培养了我们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
此外,学校给我们安排了两次工厂实习,第一次是1958年在重庆电工厂的认识实习;第二次是1959年在上海华通开关厂、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等国内顶尖的企业和最具实力的单位,进行生产实习,收获颇丰。我是第一次从重庆坐轮船顺长江而下到上海,沿途看到三峡的壮丽奇观,又看到了武汉三镇的雄伟景象。在武汉换为大轮船后,驶进了上海码头,外滩的繁华气派,以及停泊的各国商船,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59年,四川已经进入了困难时期,然而在上海还看不到一丝困难的迹象。华通开关厂的伙食办得很好,鸡、鸭、鱼、肉样样齐全。街上的食品也是琳琅满目,并不限量供应。我把二哥给我的零用钱全买成各种罐头食品,带回重庆交给他们用以改善生活。还按二嫂的婆婆指定的上海永安公司,帮她买到了两双缎子绣花鞋。
1960年初,我校开始大搞科研和生产。我们从学校的大库房里,领来各种材料和电器元件,亲自动手接线、安装、调试,生产出各种电器产品以供对外销售。另外,又分流一部分人搞自动化生产线,还有一部分人研制大型的模拟计算机,这对我们工作技能和科研能力的锻炼和提高,起了很大作用。最后,我们做了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
学校为我们精心安排的各种课程,并通过各个教学环节的有机配合,构成了完整的教学体系。使我们在丰富的理论知识基础上,又经历了“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往复循环,给我们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样合理的知识结构,赋予了我们较强的工作本领和全面的科研素质。我们是在重庆大学这个知识的沃土中,培养出来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一定思想觉悟和修养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我1960年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北京钢铁研究总院”工作,并在1995年获得“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职称。在此,我要深深感谢母校的精心教导和辛勤培育!并献上我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恩!
重庆北温泉
我永远不能忘怀在重庆大学这个“工程师的摇篮”里,度过的五个春秋,度过的花样年华中一段最宝贵的青春岁月。我深深眷恋着重大校园这块美丽的天地,我也深深眷恋着有3000年历史的名城——风光魅力的重庆,那是一座美丽的、醉人的山城。
1955—1960年,这五年的大学生涯,是我对母校珍藏了近五十年的记忆。尽管时光过去了半个世纪,我的心依然漾动在这美丽的校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