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庆大学的八年

1947级电机系曾德汲

节选自曾德汲回忆录《匆匆人生，往事萦怀》

入学之前

1947年7月，重庆大学招生，我同其他一些考生从永川乘长途客车到了重庆市小龙坎，被永川同乡带到了重大松林坡的一栋四壁无墙、仅剩屋顶的房子里。大家把带来的简单被褥打开，安排好自己的铺位。

报名后第二天，我们到南开中学参加入学考试。两天考试结束后，我赶紧回了永川，要不连吃饭都没钱了。回家后等待放榜时，我心中并不泰然。8月下旬一个晚上听同学说我考上重庆大学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小跑步进城，在中山路中华书局门口报栏上看榜，果然，的确是考取了电机系第三名，并注明了可申请奖学金，但必须有当地县政府的家庭清寒证明。

我急匆匆赶回家，按照程序，先找甲长签字盖章，再找保长签字盖章，然后去找永昌镇镇长签字。然后到县政府，找到办事的人，他们都说考上大学是好事，大印也盖上了。

第二天我就乘车到了重庆，这是我第二趟到重庆大学，路自然是熟的，我很快到了理学院办公的地方，打算办理申请奖学金的手续。可是申请奖学金需要一个担保人，我想起在英井中学念初中时的同学李明忠的哥哥在四川省立重庆中学作训导主任。我思量着不妨去求求他，只是那时已快天黑了，先得找个过夜的地方。好在8月底还很暖和，只要有个能躺下的地方就可以过夜。经别人指点，我在理学院礼堂三层楼上找到了这样一个好地方，这儿还是木地板，不用铺，也不用盖，躺下就可睡觉，真是天助我也！一躺下，就看见房顶的大梁上写有理学院新建时的上梁纪念：“民国十八年×月×日糓旦”（即谷旦，表良辰）。真巧，我也生于1929年，和重庆大学还是同龄的，所以重大校庆对我来说，实在是好记的。第二天早晨，我就找到了李主任的请他给我签了字，回到理学院把申请奖学金的事办妥了。

同学眼中的“高材生”与“穷学生”

重大开学后，我到理学院礼堂报到，接见新生的是兼任重大电机系系主任吴大榕教授（中央大学电机系主任），面试是赵孝荣老师，他拿出一本英语教科书，让我念一段，并翻译成中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为了防止有顶替代考的事。

面试后，我到教务处注册组注册，再到总务处登记，之后我被分配到了柏树林9宿舍住，我这才真正地成为重庆大学的学生了。柏树林宿舍区有4栋简易平房，分别为9、10、11、12宿舍，都是抗日战争时原来中央大学的简易学生宿舍。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后，这些宿舍便都移交给重大使用了。

柏树林还有D组学生食堂和学生公社。重庆大学有四个学生食堂，分别为A组、B组、C组、D组，依次属于四年级、三年级、二年级、一年级，伙食水平也依次下降，D组吃得最差。因为新生最能吃，主食消耗很大，自然菜品就很差了。但是和我当年在十六中时相比，又好多了，基本上能吃饱，而且每天中饭总有一碗“水炖膀”，香得馋人，我总能吃到一块不大的带瘦肉的“肥坨坨”，很香很好吃。学生公社是基督教教会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教徒做礼拜和牧师传教，但平时也为学生们做点好事。在这儿，学生可以看报，阅览杂志，借点一般的图书，每周末还有唱片音乐会，从那时起，我才知道那些西方古典音乐大师贝多芬、莫扎特……  

一年级的功课不算太紧，只有普通物理、普通化学、微积分、大学英语、画法几何等课程，但即使这样，一年以后，往往还有一半的人留级。二年级功课就紧多了，有了专业基础课：电工基础、交流电路、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热工学、工程画、工厂管理、工厂实习等。哪门课都不轻松，这一年下来，留级的人更多。我在学习电工基础、交流电路、应用电子学这些专业基础课时，由于听课时全神贯注，接受得特别快。一堂课下来，主要内容在脑子里“历历在目”，可以毫无遗漏地复述一遍，考试时我也轻松自如，总能得到高的分数。  

于是，我给同学们留下了两个印象，一是“高才生”，二是穷学生。那时除了奖学金以外，我毫无经济来源，奖学金那点钱除了吃饭外，每月还有少得可怜的一点“伙食尾子”，靠这点微薄的“伙食尾子”来买点纸、笔，衣服破了，自己东拼西凑地缝缝。一年到头，我经常衣不蔽体，多半是一双赤脚，也顾不得别人笑不笑了。一个朋友给我买了一本龙门书局影印的工程画，这是我在大学唯一一本属于自己的教科书，其他的书多半是在图书馆借的。

我所经历的解放斗争

我一进大学就赶上了全国内战。1948年，全国各大城市学生运动蓬勃展开，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风起云涌。沙坪坝的学生们徒步走进山城市内游行，往返六十多里。学生们走到林森路西南长官公署前静坐，抗议国民党打内战，要求头头朱绍良亲自出来接受我们的请愿书。朱绍良赖着不出来，一直拖到深夜，最后莫可奈何还是出来应付了一下，答应把学生们急切盼望蒋介石停止内战、和平建国的要求呈报上去，末了，派了几十辆军车把学生们送回了学校。

在这期间，我很喜欢到松林坡环山路看广告牌上的小字报，看看那些解放区的同学们写来的书信，了解一下解放区的新事物。我的朋友说我这个人倒是比别人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949年4月，地下党组织我们搞大游行配合促成国共和谈。4月21日，学生们到市内大游行，哪知和谈破裂，解放军已经开始渡长江了，蒋介石恼羞成怒，要对游行学生下毒手。化龙桥红岩村下的公路上，国民党军队修起工事，架起机枪，只要学生走近，就开枪扫射。地下党组织立即改变计划，为了保护同学们，决定只在沙坪坝地区游行。在得知解放军渡江成功后，大家更是暗自欢喜。当晚，大家不敢在宿舍睡觉，都集中在工学院石头房子的各教室里过夜，把各个入口用课桌椅封堵起来，以防特务来抓人，气氛紧张，好在那天夜里平安无事。

1949年10月1日，同学胡天禄的收音机收到了北平天安门游行的情况，我们模模糊糊地觉得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但还不知道是新中国成立了，因为那时重庆还没解放，当地报纸并没有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11月，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有一天，我在学生公社的报纸上看到解放军已从湘西北部攻到秀山了，我回到宿舍将此情况一说，同房间的同学徐汉生马上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可能地下党已经有暂时撤离的布置。

当时，沙坪坝流传着国民党要对沙磁区的学生进行大屠杀的传闻，有的人就已陆续离开了，留下的人都纷纷做“应变”的安排。我这个穷学生既不想回家，也身无分文，无从“应变”。我在十六中读书时的女同学易元君从重庆市立二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住在松林坡女生宿舍复习功课，准备再考。此时，她看到我们一批穷学生没有能力应变，万一打起仗来，学生食堂关了门，就会饿肚子，于是她进城找到了购买她家涪陵榨菜的老客户，用预售期货的办法，得到几十个银元，除了支援地下党员甘三省离开重庆，还买来一袋50斤白面，在9宿舍门口支起一个小灶，生了火，为大家炒炒面，把炒好的炒面合上白糖，每人分一小袋，作为我们应变的干粮。

11月下旬，形势显得格外紧张。我们宿舍临近汉渝路，马路上不停地有国民党的部队经过石门，向川北撤退。一到夜晚，国民党特务破坏兵工厂、电台的爆炸声和火光不时出现。学生会从校警队弄来一批拉不开栓的破枪，把同学们组织起来护校，我们扛着枪，昼夜不停地在学校四周巡逻，提防坏人混进学校来捣乱。

29日早上就传来新消息，说解放军侦察兵正经过沙坪坝正街，我们赶快跑去看，果然一小队穿着便服、全副武装的战士急匆匆地赶路，不知是到哪儿去。就是这一天，重庆解放了。30日下午，很多同学都去中美合作所亲眼观看国民党特务撤退前屠杀烈士们的罪行现场，那儿已经有地下党的人在清理和挖掘烈士的遗体。渣滓洞监狱外到处都有烈士的尸体，现场惨不忍睹。

过了几天，重庆市军管会派来军代表，开始接收重庆大学，地下党组织、地下社成员和进步同学协助军代表展开工作。由于解放军来得快，打乱了国民党特务的安排，重庆市的学生们才免遭大屠杀的劫难。为了加强对重庆大学的管理，重大很快组成校务委员会，解答了世界三大数学难题之一而闻名世界的数学家何鲁教授任主任委员，物理学教授谢立惠任副主任委员。

解放初期，我在学生会做些工作。工作之一是担任学生会广播站的编辑，组织和编写稿件，每天午饭向各个食堂广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表扬好人好事。每逢开大会、开晚会，我就参加布置会场，安装扩音系统，照明灯具，常挑着一担器材，光着一双脚，到处奔忙。

那期间，重庆市军管会在经济上还是很紧张的，不可能把各个高等学校的费用都包揽下来。重庆大学有几百个像我这样靠奖学金吃饭的学生，怎么办？学生会发动大家勤俭节约、劳动互助。我们学生自己到嘉陵江边给食堂挑运大米、煤炭，从江边到学校有一二百级石梯阶，我挑着120斤的重担，一步一步向上爬。

解放不久，地下党员就公开了，地下社的社员也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我也在1951年五四青年节时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留校任教，与爱人在斗争中结缘

1951年6月，学校对我们班学生进行了毕业鉴定。工学院院长王际强教授和电机系主任江泽佳教授都对我的学业成绩、政治思想予以十分肯定。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重庆大学电机系任助教，担任了电讯实验室的工作并辅导三年级学生无线电工程一课。

1951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大运动，那就是在工商界搞“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反腐蚀国家干部），而在机关、学校、工矿、部队，则搞“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盗窃国家财产）。这个运动的声势很大，可以说是大张旗鼓。我们重大也像所有开展运动的单位那样，把重点放在有物资、金钱流通的部门。

重庆大学医学院附属沙磁医院，由于有药品、敷料大量流通，自然是搞三反的一个重点。校务委员会向沙磁医院派出三反工作组，组长是电机系主任江泽佳教授。江主任安排我去工作组工作，分配到门诊、药房检查组任组长，重点是查清药房和门诊治疗室的物资账目。我们清查的主要手段就是核对收支账目。我们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去查药房的处方笺，将药品的使用总量与领取药品量对比，就可找出差额，发现贪污线索。我们搬来成堆、成捆的处方笺，一张张统计，工作量极大，我们找来医学院的同学一起工作。

那时，重大医学院1947级的王孝惠正在沙磁医院做实习医生，也抽出许多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查账工作。我们日日夜夜在一起，接触多了，彼此很亲近，无话不谈，成了知心知己的好友，实际上，我们坠入了爱河。那时运动很紧张，几乎没有可以个人支配的时间，我们总是把休息时间挤出来相聚。晚上12点以后，查账结束了，或者早上天刚亮别人还没起床时，我们就跑到嘉陵江边，坐在岩石上，相依偎在一起。当然，同志们也能看出我们是一对情侣，也极力促成我们。

1952年暑期，西南文教部高教局决定重庆地区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暑期学习团委托重庆大学来主办。何鲁教授任主任。校委会决定让我来任秘书，仿照1951年的工作程序进行带领毕业生们学习，而最后的分配工作则由西南人事局调配科科长赵钰同志来具体操办。

经过一个来月的学习，关于毕业生的具体分配方案就要公布了。孝惠正好是这一届的毕业生，也在学习团学习。其间，她患急性阑尾炎，做了手术，我在百忙中还得去照料她，也因为此，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恋人关系了。赵钰老和我开玩笑，要我们经得起考验，能服从分配。后来，分配结果出来了，孝惠被分配去了云南。于是，孝惠于8月底动身去了昆明。她坐了7天的长途汽车，穿越了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才到达昆明。她在工业厅卫生处报了到，坚持要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后来，她去了离昆明100多公里的平浪煤矿工作，在极其艰巨的条件下，担任起几百人大煤矿的医疗卫生工作，工作踏踏实实，认真负责，后又成为了医务室主任，入了党。1954年11月，孝惠调回重庆第二工人医院工作，我们这才结了婚。

赶制讲义与苦攻翻译

1952年9月底，江泽佳教授决定抽调我和另一位助教到上海交大进修，进修半年后回到重大，便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教学工作中去。首先，我要编写市内电话通信专修班和长途电话通信专修班的电信线路设备课程的教学讲义，虽然有了苏联同类专业的教学大纲和上海交通大学电讯系同类讲义作参考，但还是要通过自己消化、融会，这还是要费一番功夫的，而且编写讲义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讲课的进度，况且讲义稿即使出来了，交到文印科刻钢板、油印，又需要几天时间。后来，我干脆自己刻钢板，把刻好的蜡纸直接送去印，赶在讲课之前把讲义发给学生。

半年的教学任务完成了，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可是新的任务又摆在了面前。因为在1953年上半年，重庆大学大部分教师都曾进行过俄语速成学习，而我却不曾参加这一项学习，只能自己来补课。好在我曾在上海自学过一段时间，已有些基础，我又借来速成学习班的讲义，加紧自学。语音部分靠自学学习是很困难的，我决定首先掌握好语法，先做到能看俄语书并进行笔译，而听、说能力就放在后一步。通过两三个月晚间的突击，我对俄语语法比较熟悉了。后来，我在重庆市内解放碑附近的新华书店买到了俄语的《长途通信电缆的腐蚀防止》一书，我试着进行笔译，一句一句地依照语法关系译成汉语，这样一来，不但译文抠出来了，而且语法也掌握得更牢固了。

这期间，正是夏日炎炎的季节，我也顾不得汗流如雨和蚊虫叮咬，坚持每天晚上翻译两三个小时，不到半年，居然把全书译完了。我冒昧给刚成立不久的人民邮电出版社写信，打听能不能出版这本书的中译本。信寄出却渺无回音。到1955年底，我已在北京邮电学院工作了，才和同事将这本书审校，交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移师北邮

为了全盘学习苏联高等教育体系的模式，高教部把原来的多专业、多学院的综合大学拆散，并将其分别合并到了相关的大学或学院。自1952年起，重庆大学的师生被调整合并或新成立到十多所高校。1955年初，高教部决定把重庆大学电机系的电讯专业合并到北京，和邮电部的北京邮电学院筹备处、天津大学电讯系、华南工学院电机系电讯组共同组成北京邮电学院。

7月25日，合并进京的人员动身入京，我们在朝天门登上了东去的客轮。除了系里的老师外，同行的还有三年级、二年级、一年级的全体电信专业学生，浩浩荡荡的二百来人的队伍。7月29日下午，队伍到达武汉，当晚，我们住在武汉邮电招待所。30日中午乘火车北上，31日早晨抵达前门火车站。从学院筹备处派来的两辆大轿车把我们拉到了新街口外小西天处刚建好的邮电学院校区。